一九六六年五月，中國共產黨中央發出〈五一六通知〉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開序幕。文革名義上只進行三年，但文革式的活動實際持續十年，到一九七六年「粉碎四人幫」才告終止。

　文革十年期間，中國內部政治惡鬥，社會嚴重衝突，傳統倫理道德遭踐踏，文物古蹟被破壞，整體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教育、外交都受極度衝擊，人命及人權遭摧殘。北京大興、廣西、內蒙等許多地方傳出集體大屠殺，有些估計指文革期間遭迫害致死者二百萬人，受牽連達二億人。對於中國這段動盪杌隉的日子，「十年浩劫」、「失落十年」是最常見的形容，「惡鬥十年」、「瘋狂十年」也很貼切。

　如今仍然一黨專政的中共當局，依舊不願完全面對這段歷史。本月中文革四十週年，中國官方及新聞媒體對此絕少著墨，有如「無疆界記者組織」所指出，中國以新聞檢查及鎮壓應對文革四十年。而且，儘管中共當局曾於一九八一年正式否定文革，指文革為中國「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」，鄧小平等文革受害者並獲平反，文革畢竟咎在中共當局，進一步追究必將損及其統治合法性。按異議人士劉曉波的說法，否定文革的政治價值已經極大化，當局必須叫停。尤有甚者，中國在獨裁式經濟崛起過程，當局推出的「小文革」不斷，劉曉波因而強調，文革其實從來沒有結束。

　台灣社會，尤其是新聞媒體，向來未能深入平實看待中國事物。從早年黨國體制時代基於國共內戰心態而強調「仇匪」、「恨匪」，到近年向中國傾斜的勢力張狂，「美化中國、唱衰台灣」為其主調；北京方面既然對文革四十年諱莫如深，在台灣這邊自不宜再揭瘡疤，順便還可以「歷史向前看」賣乖。反而是西方媒體及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，對於文革四十年還有許多中肯而有意義的討論。

　就選擇性記憶而言，台灣有些媒體對於文革也許有如二二八，盡可能把它掃到地毯底下。但就行為來看，同樣的媒體卻又彷彿重拾文革行徑，並不誇張地說，至少在媒體及政界，有人正在試圖掀起一場台灣版的文革，雖然規模難以相提並論，其陽謀亦未必終能得逞，卻可能讓台灣因此付出民主法治倒退及社會動盪的代價。

　文革有諸多值得探究之處。它以文化為名，本質上卻是政治鬥爭。毛澤東發動群眾，尤其以青年學生為主的紅衛兵，砲打劉少奇、鄧小平等當權派或其政敵的司令部。這種奪權行動，以黨內修正主義、走資派企圖復辟為由，批當權者官僚腐化脫離群眾而成新階級。既然造反有理，手段乃抄家揪鬥、凌虐施暴，無所不用其極，透過群眾暴力及體制外鬥爭，對其政治對手進行狠毒而毫不留情的打擊；聚眾公審是最常見的手段，而集體武鬥之慘烈，不僅紅衛兵曾有一天之內在北京打死三百多人的紀錄，即襁褓稚子亦不能免遭毒手。

　台灣在民主法治畢竟先進許多，文革的台灣版遂相對「文明」。先說鬥爭，鬥爭無論民主專制，是政治人物的基本習性。許多人說的文革台灣版，就政治鬥爭而言，至少是指自公元二千年政黨輪替以來，台灣朝野只有黨派、不顧蒼生的惡鬥及內耗。有如中國文革為了爭奪政治權力，不惜把經濟教育社會等其他部門搞得天翻地覆，台灣式文革即連五權憲法之一的監察部門、維持基本自衛武力所需的軍事安全建構，亦被政治惡鬥所犧牲，更無論經濟民生的基本進展。

　台灣式文革除了國會殿堂，主要還是在新聞媒體上。文革期間，毛澤東及四人幫在黨內體制之外另闢蹊徑，許多鬥爭必須透過所掌握的報刊等新聞媒體進行，台灣是全球媒體相對數量最眾的國家之一，即連中國文革的聚眾公審，在台灣亦一併搬到媒體演出。於是，政媒中人打著揭弊的冠冕堂皇旗號，造反有理，在媒體叩應節目私設刑堂，自封青天，故意貶損司法機關公信，以虛虛實實的爆料，對執政團隊及其家人進行全面批鬥。剛好總統周遭的人及執政團隊，出現若干因接近權力而腐化者，這種以爆料進行黨同伐異的政治鬥爭，遂因「爆料十次，打中一次」而更為張狂；且其項莊舞劍，意在奪權。

　正常國家的民主法治在此受到極大的挑戰。爆料者須負舉證責任，證明被控者有罪之前應假定其無辜的「無罪推定」，乃至於法有明文的偵查不公開，凡此均屬民主法治ABC，台灣式的文革卻無視這些，聚眾公審搬到攝影棚，名嘴變成紅衛兵，叩應觀眾改扮公審群眾，媒體審判大行其道，被控者無論無辜或有罪，聲名、人權先被蹂躪一番；即連趙建銘幼子，亦難逃狗仔媒體騷擾，令人憤慨。

　所幸有意在寶島掀起文革台灣風的政媒分子，陽謀未必得逞。就在週二，曾被許多媒體未審先判的高雄捷運局前局長周禮良官司得直，清白者真金不怕邪火。更重要的，總統女婿涉案被羈押，落實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。

　台灣要免於文革禍害，社會正義最後防線的司法機關必須毋枉毋縱，堅持獨立公正，以凸顯亞里斯多德名言「法律是免於激情的理性」。而社會大眾慎選媒體，保持耳聰目明，不當政媒勢力底下的愚夫愚婦，更為根本。